而国王陛下和汉诺威王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也很简单，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是王国的制宪改革顾问。
王国的新宪法是一份贴近不列颠体制的自由主义宪法，但是自由归自由，但又不能太自由了。
若非如此，国王也不会从苏格兰场点将，千里迢迢的将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这个伦敦市民口中的刽子手来充当什么警务改革顾问。
亚瑟清了清嗓子，笑着开口道：“虽然关于哲学和自然哲学的争论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话题。但是总得来说，在校内的教务改革上，我既支持哲学家的看法，也支持自然哲学家的看法。”
亚瑟这段发言顿时把教授们听得眉头直皱，他们都认为新学监这是在和稀泥充当和事老。
但下一秒，亚瑟的话就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总得来说，在教育方面，我是威廉冯洪堡的支持者。或许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我毕业于伦敦大学，这所学校的建校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却与英格兰的某两所传统教会大学不同。
在招生工作上，伦敦大学不看宗教信仰、血统阶层、国籍种族，只要你有意来到伦敦大学学习，我们都照收不误。在这方面，我们参照了当年洪堡在出任普鲁士内务部文化教育司司长的改革举措。
当时，洪堡竭力反对等级学校，主张废除一切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的骑士学院和武士学院。他希望人人都能够接受教育，人人都受同样的普通教育。
从这一思想出发，他试图建立一种由初等教育经中等教育直至大学教育的统一学校制度。但是，在改革过程中，洪堡也认识到，职业教育在社会上发展空间巨大。于是，洪堡最终确立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为主体的教育体系。
诸位都是德意志人，所以诸位应当比我更清楚。自1797年起，普鲁士就规定了普遍的义务教育，其中城市的小学比较正规，学制四年，教师由受过正规教育者担任，农村的小学一般只有1―2年级。
其中，初等教育的经费由城市或乡镇的全体居民承担。中等教育分为职业中学和高级文科中学两种。前者是儿童在读完四年制小学后进入的一种五年职业性学校，课程中不设希腊语教学，但强化了数学、自然科学和其他外国语的训练。
后者是儿童在读完小学后进入的一种九年制学校，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大学。这种学校受到洪堡极大的关注，他要求废除陈旧的、缺乏生气的、着重模仿与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的独立钻研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亚瑟说到这儿话音为之一顿，他发现台下教授们看他的眼神仿佛都不一样了。
从最开始的质疑，到忽然的惊诧，再到慢慢接受，并认真聆听他的讲话。
由此可见，下工夫调研确实能赢得专业人士的尊重。
亚瑟接着说道：“虽然从短期来看，普鲁士的这种教育体制暂时还没有收获足够亮眼的效果。三十年过去了，但是普鲁士在工业和经济方面都还不能与不列颠和法兰西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注意到，如果纵向对比就可以发现，相较于三十年前，普鲁士的官员、政客大多受到了更高等级的教育，而他们的学者在学术领域的进步更是令人咋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洪堡的教育改革是正确的。
而洪堡在大学层面的教育改革，则主要落在了‘学术自由’和‘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两点上。相较于培养职业工人和初级办事员的中学教育，大学的培养目标不是创造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也不是培养致力于某项职业的人，而是培养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一点上，哥廷根大学做的向来很好，更是当时洪堡眼中的德意志大学的标杆。在我来到德意志的这一周多时间中，我已经充分见识到了哥廷根学生的多样性。其中既有在邦联议会上提出要加强对大学控制的奥地利首相，也有在啤酒馆里反对学长决定的学弟们，还有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只喜欢遛狗的中间派代表……”
教授们听到这里，一个个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我们确实很注重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具体他们会成为什么人，那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
亚瑟也笑着点头道：“在校园中维持物种的多样性绝对是有必要的，因为这说明了哥廷根大学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雅各布格林打趣道：“那和伦敦大学比呢？”
亚瑟沉吟了一下，他若有所思的回答道：“虽然我不愿意这么说自己的母校，但是伦敦大学的生态环境可能有些好过头了，以致于地上都在长香蕉。”
威廉格林笑着问道：“所以，您是打算把我们改的和伦敦大学一样吗？”
“那倒没有，我可不想让哥廷根变得猴子满地跑。”
亚瑟开玩笑道：“但是，我认为：真理是一定会被发现的，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学生具备发现真理的能力，并倡导他们完成这种使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身为教育者，我们只要给他们指出方向，而不应该对学生们施加过多的束缚。我今天想要强调的是洪堡关于‘学术自由’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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