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封建时代的史书，例多记帝王将相历史；只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曾为许多社会地位高，对推动历史进程功业卓着的大人物作传，而且记载了许多社会地位低微，其言行足以显示高尚的品节，其勇力足以慑至尊于五步之内，其智慧足以戏君王于庙堂之上的“倜傥非常”的小人物，或传优伶、监门，或志游侠刺客。在用笔行文上，在感情寄托上，司马迁明显地倾心于这些小人物：写来形象生动，墨酣笔畅；或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慷慨悲凉。这里选录的《郭解传》，便是这类小人物的传记之一。
《郭解传》是《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一节。《游侠列传》重点写了三个人物——朱家、剧孟和郭解，其中写郭解最为详尽。世称“史迁善传游侠”，明人茅坤甚至说：“读《游侠列传》即欲轻生”，可见这篇传记倾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司马迁是如何刻画这个小人物，使之倾动后世人心的呢？分析起来，他用了如下几种艺术手法：
首先是正面刻画，即用人物本身的言行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品质。在这方面，司马迁选择了三个典型事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人杀死，仇家未获。其姐弃尸于道，迫郭解为甥报仇。当郭解从仇家口中得知外甥是仗解之势侮辱他人而自招杀身之祸后，不但不罪仇家，反而说“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放走了仇人。这件事表明了这位侠士公正无私、是非分明的性格。有人对郭解不敬，“箕踞视之”。他的门客要杀掉此人。郭解却认为这是“吾德不修”，不但不责怪，反而嘱尉史免掉此人的徭役，表现出他勇于自责、以德报怨的精神。他替洛阳两家“相仇者”居间调解，平息了当地贤豪无法平息的事端，但又不欲掠当地贤大夫之美，“夜去，不使人知”，表现出“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高贵品质。通过这三个事例，郭解的性格品质跃然纸上，一位侠义之士的高大形象已经初步树立起来了。
但单凭这种正面刻画树立起来的形象，毕竟还是平面的、单薄的。伟大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不以此为满足。他要把已经树立起来的形象立体化，使之色彩斑斓；并进行多侧面、深层次的刻画，以取得倾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于是，司马迁运用了烘托的艺术手段。
在第四段，写了“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馀车，请得解客舍养之”的情节。“十馀车”足以烘托郭解的物望之隆，“夜半”二字刷色，渲染出一派“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紧张而神秘的气氛。写“徙茂陵”一节，衬托出他名重京师，以至显赫的大将军卫青为之说情，汉武帝亲作决断。当时武帝用主父偃之言，把天下的豪族富户都徙居长安附近的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该牵动了多少有钱有势的人家！但几曾有布衣赢得过大将军主动出面为之求情？又有谁家劳武帝亲自过问？要不是此人位下名高，何能致此？郭解徙居时，“诸公送者出千馀万”为之饯行，他的感召力于此可见。徙家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先是，为了替郭解泄恨，他侄儿杀了“举郭解”的杨季主之子杨掾；入关后，“已又杀杨季主”；杨家上书京城，“人又杀之阙下”；联系上文“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接二连三的无头公案，显示出幕后有多少人争为郭解冒死杀仇，愈益烘托出郭解的行为品节，足以使天下倾心。
最动人的，要数逃亡临晋一节文字。郭解避难逃到临晋，此时他是一个被通缉的“钦犯”。他见到“素不知解”的当地侠义之士籍少公，请少公设法救助出城。少公把他护送出去，郭解自临晋辗转逃入太原。他“所过辄告主人家”，表现出光明磊落；而法吏跟踪追捕，终于找到了帮助他脱逃的籍少公。籍少公为了掐断线索，保护郭解，终于自杀以“绝口”。一个人的言行声望，竟足以使素不相识的人为之殉身而无悔，其人必有一种内在的、不可企及的、动人心魄的精神力量。如此烘托，刻画愈加深刻。
郭解被捕后，终因杀人之事非他所知，“吏奏解无罪”。熟谙文法吏事，外宽内深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将他判罪灭族。乍看似写公孙弘执法严忍，其实都是烘托郭解。因为，他的号召力太大了，太可怕了。统治者不是按其罪论死，而是畏其威而必欲置之于死。看来，不杀郭解，这班人寝食难安。以一布衣而能令帝王将相惧怕一至于此，当是何等威震天下的人物！
有了以上层层烘托，司马迁意犹未足，情犹未申，又反复写其风貌，作为反衬手段：“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解为人短小”；“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司马迁与郭解同时而稍后，又曾同居茂陵，可能看见过郭解，郭解形貌也可能本来如此。但为什么这位史家于此不惮反复再三呢？这正是以“长不满七尺”来反衬其“心雄万夫”的手法。《史记·留侯世家》写张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何等威风！结尾却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用的也是这种反衬法。显然，司马迁看重的，不是人物的勇力，人物的外在美；他看重的是人物的深层力量，人物的内在美。他要刻画的是人物的性格、品节和精神世界。
这篇传记的讽刺意义含蓄深隐，极见匠心，也不可粗粗读过。传的开头发议论，先引了《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几句话（按：原文议论太长，本文未具录），然后写道：“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最后，郭解又被汉武帝灭族。首尾相应，被视为“窃钩”者流的任侠之士都诛了，那赫然位在公侯之上，“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言必周孔的统治者，不正是“窃国”之徒吗？传的结尾，司马迁慨叹地说：“於戏惜哉！”武帝诛之，司马迁惜之，一唱三叹中，立场、态度、爱憎，何等鲜明！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司马迁《史记》曰：“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只因为司马迁心中有恨，故而笔端有情。他把匡扶正义的理想倾注在郭解之类性行迥异于常人的小人物身上。但小人物终无回天挽澜之力，他又怎能不深情地长叹一声“於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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