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义正兴头上——被蕙兰姐妹这样美丽的姑娘夸奖能不兴头么，当下慨然讲道：“要有出息就要做大事，要做大事就不能不有远谋。我观史书，历朝历代义军虽多，成事者却是稀少。究其原因，都是欠缺远谋，未能打造一个巩固的地盘。那样的话，去到哪里只能抢到哪里，以充军粮军资。即便打下官家的大仓库，一时得了许多军粮军资用不完，散给百姓以收民心；可是再大的仓库，抢过一次也就没了。抢得的军粮军资迟早会用完，到时又得抢掠。没处可抢的话，为了活命，也就只好抢百姓的了！这样先得民心，又丢民心，岂能善始善终？”
尽管吉义讲了好一番话，蕙草对这些可不感兴趣，陪笑而已。兰苕却认真问道：“那么要成事该怎么做？”
吉义见兰苕真心想听，再讲下去：“但凡能成事者，无不有一个巩固的地盘，稳扎稳打。地盘要妥善治理，长远打算。不能一时高兴分个钱粮就了事，务必发展生产。发展好了就犹如有取之不竭的粮仓、钱库，可以长久支撑军力，方有成事之根基！”
说着，吉义心想这些话也许能给她们义军参考，不管自己能不能做她们少主的丈夫。如果能的话，倒也合乎自己的志向，可以替义军出谋划策，甚至执掌义军大展宏图。
兰苕又问：“那要怎样发展生产？”
吉义道：“这就说来话长了，我也只是略知一二。我有三弟山士贤，对此最有心得，来日要是有缘，请他来细说。我只学我弟之语，简略说一说你听。”顿一顿，接着道：“古语有云：‘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切莫像腐儒那般，重农抑商，一味推崇农人，贬低商人，将工人看作可有可无，将他们自己士人永远摆在最高位。这在太平盛世尚可——横竖太平盛世怎样都行，在乱世可就行不通。乱世一要重商。为何要重商？其实盛世也该重商，只因各地都有各地盛产的特产，没有商人如何卖出去？卖不出去烂在本地，农人得不了利，又如何肯大力生产？不要只看到商人逐利，喜欢囤积居奇、钻营取巧的一面。乱世纷争之际，商人尤其重要，应该好好扶植商人，借其力量发展生产，也是获取军需所必不可少的！自古善治国者，莫过于管仲、范蠡。两者皆十分重商。范蠡隐退之后，自己就做了商人。管仲为了吸引商人往来以壮国力，特意开设‘女闾七百’，也就是七百家那个、那个……”
因为这段话长，众人也就将就着听，尤其二袖听得昏昏欲睡。听到这里，绿袖突然精神大振，拉着红袖跳起来，竖起食指叫道：“那个婊子做生意的地方！”
蕙草掩口笑，兰苕微微脸红，楚春莺再两拳把二袖砸得蹲下：“你俩就这个清楚得紧！”
吉义接着说下去：“就是用那个来吸引商人，来做生意，自然带动百业发展，国家富强。管仲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真正的大贤士，能够适应现实，达成富国强兵。就连儒家始祖孔子，虽然鄙薄管仲不顾礼法：‘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但也不敢小看管仲的功绩：‘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兰苕听了微笑。孔子两句话，第一句的意思是：“管仲那家伙也知道礼的话，还有哪个不知道礼？”——孔子最重视礼，这话就是很大的批判了。但是孔子也不得不承认管仲能干，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管仲那时候华夏陷于乱世，列国纷争，夷狄入侵；如果没有管仲，夷狄就要灭亡华夏国家，我们这些后人都得按照夷狄的习俗‘被发左衽’了啊！”——这句话则是很大的褒扬。前一句的批判，有没有道理还很难说，究竟是重视礼教的孔子对，还是不重视礼教的管仲对？见仁见智了。后一句的褒扬，则是实实在在，众所共见的。
管仲治国当时，正值一个极大的乱世。华夏四分五裂，又面临夷狄咄咄逼人的攻势，连周天子都被夷狄杀死，周朝不得不迁都躲避。管仲能够使得齐国强大，领袖于华夏列国，多次出兵打退夷狄入侵，奠定了华夏对夷狄的优势，使得华夏不但不灭亡反而大兴旺，难道不可谓是大贤大能、功在千秋么？从来没有真正治国经验的孔子，其实到底有何资格评论管仲的不是呢？没有管仲的话，华夏只怕会被夷狄所灭，华夏子民都得按夷狄的风俗披发左衽，又谈何礼教呢？儒家一直最重礼教，以至于发展到了“儒教”的宗教信仰般的程度，可是这就能够保证华夏长盛不衰么？
吉义继续讲下去，阐述了山士贤的几点主张：一要重商，二要兴工，三要扶农，四要简士。大致上就是将儒家的主张“士农工商”四民的次序颠倒过来。核心思想就是由儒家优待士人、声称重视农人、轻视工人、打压商人的一套，差不多反其道而行之，变成重视商人、优待工人、实际帮助农人、打压士人。
儒家认为要平定乱世需要礼教，要延续盛世也需要礼教；只要有礼教，把国家管得秩序良好，敌人自然输给你，四夷自然会服气，只有进贡朝拜的份，不敢进犯入侵；除了礼教其余什么的都是旁枝末节。礼教至上，能维护礼教的士人自然也就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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