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洛夫又拿出一大包牛肉干，格里戈利委员笑道：“基洛夫委员，您太客气了。”说着，他已经站起身从桌子最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罐腌酸黄瓜。
基洛夫很喜欢这种高酒精度的果酒，喝了两杯才说道：“格里戈利委员，重工业部的规划正在按照计划推进，有没有继续提高产能的空间。”
格里戈利当即摇头，“经济委员会已经进行了大量推算，能够完成计划已经让工作极为紧张，真的没有能力做到更多。”
基洛夫觉得格里戈利大概是不愿意给重工业各部门施加更大压力，现在苏联各部门的确更忙碌，但是承受的压力与几年前相比其实降低了很多。如果一定要再压一压，也不是不行。
不过基洛夫也明白，现在的苏联与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轻工业品的供应量大大提升，人民的生活关注开始从日常生活变成了整个衣食住行。当下工人们最在意的已经不是每年得到多少衣服，以及日用品，很多矛盾已经围绕着国营企业分配的住房展开。
两人边谈边喝，就说起了即将开始推行的‘斯大林楼’的事情。苏共中央注意到了群众需求的变化，通过对中国的考察，建设人民委员会拿出了一整套的钢筋混凝土的框架住宅设计图。中国使用这样的建筑方式，大量兴建建筑，为快速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了住房。苏联建设人民委员会认为这种模式也适合苏联，而且有说法，这种房子准备有个非正规称呼，叫‘斯大林楼’。这个称呼与乌克兰那边的做法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基洛夫希望的是重工业能够增加产量，这样就有更多产品与资源用在发展轻工业方面。毕竟，现在苏联提供的轻工业品中近半从中国进口，如果继续增加给人民的轻工业品，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增加。
而格里戈利除了是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委员，还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国资委’。所以格里戈利率直的表示，“基洛夫委员，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真的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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