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秦霆宇无法放松，何锐索性也不劝了，“秦霆宇同志，财政部同志认为美国搞高关税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谈起工作的时候，秦霆宇把想法抛诸脑后，反倒从压力中解放出来，“从经济学角度看，高关税完全没道理。所以财政部同志认为，可能性低于50%。”
何锐能理解同志们的想法，便问道：“那么你有没有和财政部的同志们讨论过，美国从建国以来的高关税传统？有没有考虑过美国对高关税的路径依赖？”
秦霆宇眼睛一亮，“我对这个思路很感兴趣。但是对财政部讲述这些，还得请主席做。”
“不用。我若是去讲，大家立刻就当真。路径依赖本就是一个探讨的方向。”
“那么请主席给我讲讲您对美国高关税的路径依赖吧。”秦霆宇是真的很有兴趣。
十几分钟后，秦霆宇明白了何锐的思路，也觉得自己理解了何锐不愿意亲自去和财政部谈这个的原因。高关税的确是美国的传统，但是高关税能否解决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也完全看不出必然性。
高关税可以阻挡外国商品，给美国企业挤出来市场。而且美国商品在当下的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所以面对其他国家可能的经济报复，美国的承受力比较强。所以高关税并不是解决美国经济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维持稳定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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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胡佛政府会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并没有必然的把握。不过从政治角度去判断的话，美国采取高关税的可能性的确比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来的高。
谈完这些，秦霆宇的确感觉轻松了不少。在前往财政部的路上，秦霆宇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也有路径依赖。如果是农业时代的中国，政治的确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但是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呢？
想了一阵，秦霆宇突然发现，现在中国的路径依赖大概就是依赖于何锐的决定。如果是别人对秦霆宇讲述‘路径依赖’，秦霆宇应该会很认真的听，但是绝不会立刻按照这么一个思路去与财政部的同志们进行交流。反倒何锐这里，秦霆宇会很自然的按照一个十几分钟前还没听过的思路去执行。这就是标准的路径依赖。
何锐是一位战略家，他提出的战略构想，制定的各种政策都获得了成功。在这种信任感带来的权威被彻底削弱之前，同志们也没有其他的路径可以选择。
1929年4月，柯立芝总统参加了胡佛就任总统的仪式。而胡佛也在就任总统的仪式上精神饱满的对参加就任仪式的美国人大声宣布了他的看法，“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永远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
听到这里的美国人民则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表达他们对于永久远离穷困的期待，以及对胡佛总统的信任。
1929年，6月，《中美投资、贸易与关税一揽子协议》签署。8月，《中美产业合作与关税调整追加补充协议》签署。
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我们曾经想通过各种手段从外部打开中国市场，却最终没能成功。现在，一位出色的中国领袖率领的中国现代化政府向美国打开了中国市场的怀抱。这向我们证明了，只有现代政府才能理解现代经济。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现代化，更开明的国家，必然会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
不仅是华尔街日报，大部分美国媒体都在称赞中国政府。这些文章把何锐看乐了。在美国左翼的眼中，中国并非一个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推进平等，促进国家发展方面的确做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事情。
美国右翼媒体同样不讨厌中国。因为土改这种事情，各个工业国都干过。中国的土改方案并不显得异乎寻常的残暴。而且中国并没有消灭私营企业，采取的也是欧美完全能接受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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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明党在中国1929年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夺得了绝大多数国会席位，何锐以超过90%的选票连任中华民国主席。只要不是用恶意视角看待中国的人都能理解这样的结果。拯救国家命运的领袖，将全国人民从破产状态中拯救出来的政党，必然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
基于打开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刺激，美国股市又涨了一波。实业家、学究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部长安德鲁·威廉·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下去。”
普通的美国民众对于这些话没啥感觉，他们只是单纯的相信，胡佛总统在竞选时的承诺，‘美国人家家锅里都有一只鸡，家家都有一辆汽车’。
就在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发言的当天，普雷斯科特·布什将他大学时候骷髅会的朋友们请到他的办公室。有了岳父沃克家族的支持，普雷斯科特·布什已经成功搞起了自己的金融公司，向着金融大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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