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诸葛乔的意料，当卫弘得知自己在朱提郡内发现银矿后，并没有流露出意料之中的惊喜之色。
自先秦以来，黄金为上币，用以皇帝赏赐或者权贵阶层的流通货币，但底层百姓更多的还是使用铜钱，如五铢。
白银虽然如今也被视为一种贵金属，但并不具有货币的价值，更多的应用到装饰物上。
可能在曹魏、东吴境内，白银饰品价格昂贵，但在盛产银矿的益州，并不算什么了不得横财，毕竟物以稀为贵。
即便卫弘想要用白银铸造银币流通，也不现实，没有共识价值的基础。
实际上，无论是大汉所在的益州，还是孙氏东吴，中原曹魏，经历了数十年动荡不安的乱世，两汉构建的货币体系早已经崩溃，民间已经退化到了以物易物的境地。
益州偏安日久，且境内富庶，早已形成了独立的生产与经济体系，并未受中原大乱的影响，在保证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还能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收益。
反观因战乱而十室九空的中原曹魏，还有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江东孙吴，在经济体系上皆不如大汉完备。
曹魏治下对蜀地盛产的蜀锦百般追捧，听说魏主曹丕亲自写文章劝说大魏的豪族们弃用蜀锦，却毫无成效。
至于东吴就更不用多说了，大汉的直百钱在东吴各地的市面上屡见不鲜，但孙权颁发的虚值货币“大泉”别说进入蜀汉市场了，就是东吴本地人都不待见。
大汉的货币体系并不完善，起码在卫弘看来就有着很大的漏洞，但全靠同行衬托，经历了安汉将军糜竺和司盐校尉王连等专业人士的建构，已经显现出初步的优越性。
相比之下，曹魏死守两汉已经僵化腐朽的货币体系，东吴在门外汉孙权的主导下差点颁发“大泉当十万”。
先帝颁发“直百钱”，在后世看来或许是毁誉参半，但对如今的大汉而言绝对是利大于弊。
前世季汉能以一州之地立国数十载，在针对曹魏的军事行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动，或多或少都有“直百钱”的功劳，它为大汉府库的充盈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直百钱的发行也使得大汉五铢钱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贬值着，倒逼着黎民百姓再度回归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如今，五铢钱体系的持续贬值，已经无法说服大汉治下的百姓来使用，更勿论化外之地的蛮夷部落了。
卫弘可以笃定，若是自己用五铢钱或者直百钱来偿还越嶲诸部的军费，高定和那些诸部头领一定会当场翻脸，持刀相向。
因此无论是从维持南中诸郡的长治久安来说，还是就南疆都护府的长远战略出发，一种高信用度的货币呼之欲出。
卫弘给出了自己的答桉——“天汉通宝”。
铸造天汉通宝的钱币并不是常见的青铜，而是滇池东山产出的黄铜，同时考虑到剪边、私铸等问题，天汉通宝的铸造技术更加复杂，会应用冶金治所的先进铸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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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铸造天汉通宝的工业技艺已经远超直百钱。
但卫弘明白，天汉通宝并不能作为货币。
自前汉武帝时，铸造钱币的权力就收归国有，地方郡府和民间私铸钱币乃是死罪。
在相府的授权文书中就可以点明，天汉通宝不是钱币，只是大汉治下与蛮夷部落的沟通信物罢了。
还是那个老规矩，天汉通宝虽无钱币之名，却有钱币之实。
天汉通宝的问世，本就是面对南疆不同地域的诸多蛮族，即便不考虑对五铢钱的汇率问题，也需要制定能够让南疆蛮夷部落接受的价格制度。
想先帝那样，直接划定一个“当值百钱”，对于缺乏汉室统治基础的南疆诸部来说，根本就不现实。
孙权的“大泉五千”就是前车之鉴。
卫弘能够将天汉通宝设置成“当值十万钱”，但也要那些蛮夷部落认同这个价格才是，否则天汉通宝就只能是卫弘的自娱自乐。
这就需要引进先进的货币本位制度了。
金本位制在大汉十三州都不适用，黄金是权贵阶层的专属，寻常百姓终其一生都很难接触到。
在生产力极其有限的当世，金本位制没有实现的生产力基础和价值共识。
卫弘想的是粮本位制，一枚天汉通宝等同于一升粮食。
为了便于计算和照顾南疆蛮族可怜的数学水平，无论是长度单位还是重量单位，都采用赵爽《数学》中所提倡的十进制。
防止货币的贬值，卫弘直接将价值与粮食挂钩，还采用了较为罕见的黄铜铸造。
朱提银虽然在后世价值上比黄铜更贵，但眼下并不是天汉通宝的首选材质。
甚至短时间内，卫弘并不打算引入白银或者黄金这类贵金属铸造天汉通宝。
虽然诸葛乔满心欢喜的银山，并没有在东吴那般有价值，但卫弘还是建议诸葛乔将此事上报相府，组织起手艺精湛的银匠将朱提银加工成饰器，高价卖给曹魏和东吴的豪门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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