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让你读的那篇关于农民工和城市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章，你写了读后么？”
“写了，在最后那几页就是。”
“行，拿纸拿笔，讲课了。”
“哦，”
一人桌头，一人桌尾，一杯茶水，从热到温，从温到凉，李乐顾不上喝一口，惠庆也不需要，就那么1V1的开始了辅导。
“回到这篇关于把农民工称为新工人阶层的文章上来。你怎么看的？”惠庆问道。
李乐指了指，“叙述社会问题的时候是挺平实，因为用的是直观的生活化语言，但是真到总结问题的时候，就跳到一些很空大的词汇上，如‘资本”、‘社会’，但同时完全不对这些大词所指代的东西做明晰的交代。呼吁虽然发自同情打工者艰难处境的真心，但是却不指向任何行动力的。”
“用高高在上的腔调，忽而说人迷失，忽而又鼓吹断裂，时不时还对站的好好的工友们说，你们应该崛起。”
“你不喜欢这篇文章？”
李乐笑了笑，反问道，“作者介绍自己在国内读的社会学专业，然后去的丑国读的所谓的发展社会学，可要是您，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您会收他做学生么？”
“大概率不会。”惠庆摇摇头，“所以，你用矫情而荒谬，庸俗经验主义的报告文学来对这篇文章下的结论？”
“是，这大几万字，如果当做学术论文还是算了吧。”
“对于下层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作为田野调查的案例，仅仅呈现是不够的，如果对于听到的故事和自己的介入没有反思，写出来就容易沦为专场故事会和呼唤明君。但是，我觉得，作者其实未必不自觉，字里行间，对集体的排斥还有对个人进步的推崇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还有呢？”惠庆继续道。
“这文章若是当学术论文，那只能说明作者的学术训练是不够的，甚至没有研究题目和访谈结构。”李乐回道。
“然后从访谈材料中提炼出很多小组合拼成大组合。无预设和拼图带来的后果只是依靠经验材料的零碎、难以集中。讲子女教育，讲性别意识和婚姻问题种种，蜻蜓点水一般带过，也没有试图在提炼出的这些小组合和文章主题间建立一些关联。”
“对于农村部分的讨论，虽然说到了，土地抛荒，农业凋敝，留守儿童，但是最让我感到反感的，是宣称农村回不去了？这是一种带有隐晦的无端指责。”
“文章止于对某些老板的控诉，事实上，走的是通过诉苦取得道德优势的策略。
“看似说所谓的‘新工人阶层’，其实还是讲的是农村问题，和城市并没有多大关联。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就没有城市这群庞大的所谓的新工人。看到农民工生活生存的艰难了，但不是回头去深究背后的原因，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而是通过命名一个新名词，想把问题解决掉。农村经济和农村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但这句话背后含义，在于我们需要想象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文化生活社会组织模式。”
惠庆听完，想了想了，点点手中的几张纸，“如果，你来做这个题目呢？”
李乐砸吧砸吧嘴，“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三个方面。”
“第一，慎用理论名词。用多了会造成困扰。就像这书里提到的什么主体意识、臆化，等等。有些名词其实就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的词语转换了一下语调，除了带有某种低级的胡编乱造，没什么积极意义。”
“第二，还是要回到田野调查。调查尽可能专题化。因为那种公众一无所知、需要做全景式描述的群体，并不是很多。就如在劝学生用功上进的时候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变成你妈那样’的劳动价值观的培养，农民工子女形成人生目标的过程，这些就已经是很有价值。”
“第三，就是重视定量和扎实的数据。社会组织做调查，虽然往往偏重定性的调查方法，让研究对象主动站出来说话，要写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的观念。但专业的、有技巧的调查报告，则不是单靠访谈材料的拼凑，而是要把这些人的想法以及想法形成的过程，放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群关系当中。定量的数据和一些材料，像地方的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调查群体。”
李乐说的挺清晰，可越往后说，越觉得不对劲，尤其看到惠庆那“再说点儿，爱说你就多说点儿”的表情时，一股不好的预感忽然袭来，心中忽然响起警报，“前方有坑，注意避让！！”
于是忙说道，“就这么多，没呢，”
说完，头一低。
“说的不错。”
“老师栽培。”
“李乐啊？”
“啊？”
“你的毕业论文有方向了么？”
“有啊，还是网络社会学方面的。”
“那，有点偷懒了啊。”
“水平不高，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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